轉向處分 diversion - 國試論壇
轉向處分 diversion
司法趨勢2019/01/29 超宏 人氣: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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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要跟大家談談近年國際間的刑事司法潮流趨向,也就是轉向處分的運用。面對嚴罰化這股無法阻擋的浪潮,不只是台灣,其他各國也多受其影響,但是轉向處分的運用也在同時間不斷地蓬勃進行,從2005年我國的法務部公開表示「兩極化刑事政策」(犯輕罪的話盡量使用轉向處分給予輕罰,犯重罪的話則是採一罪一罰的方式讓沒被判死刑的犯罪者關在監獄的時間變得更長)作為今後國內在處理犯罪問題的重要指標,但台灣深受媒體以及傳統應報觀念的影響,儘管是犯輕罪的犯罪人,監禁的使用或嚴罰仍是首選,所以轉向處分措施在台灣並不像其他先進國家大量地被使用,這也是台灣一直無法解決監獄超收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我們先來確定一下轉向處分的定義,所謂的轉向處分就字面的意思來看,指的其實是「沒有朝向目的地的方向前進,在途中轉變了方向」,放在刑事司法系統內來理解的話,就會是「犯罪人一經逮捕之後,便應該要接受起訴、審判階段,然後最終目的地就是進入到監獄執行刑罰;但因為中途可以轉彎的關係,所以犯罪人被逮捕之後,會透過各階段的轉向處分,提前離開刑事司法系統,不會進入到監獄執行的最終階段」;也因此,就國外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除了需要較長時間審判的重大案件外,一般案件或輕微案件只需較短時間就能終結案件的話,同一年被逮捕的犯罪者人數會超過同一年最後被宣判入監執行的人數,像是漏斗一樣,經過層層篩選,這就是使用轉向處分所帶來的結果。

  轉向處分的目的,一般來說,可分成3個目的來加以說明:
1.可以減輕刑事司法程序上的負擔。如果沒有轉向處分的話,所有的大小案件都必須要經過正式的程序處理,會讓刑事司法整個過度膨脹,造成負擔;比方說輕微案件也如同一般案件或大案件的程序進行的話,會導致輕微案件的被害人其實只要從犯罪人身上得到一些被害補償就能圓滿解決程序的情形變得複雜、司法效率上也隨著被拖延,各階段的刑事司法人員也無法集中心力去處理一般案件或大案件。
2.可以減輕嫌疑人、被告以及須接受刑事制裁的人之負擔。在沒有轉向處分這個制度實施之前,國家對於犯罪的處理,通常就是只要一犯罪就處罰,而處罰的內容便只有較為嚴厲的刑事處罰,但有了轉向處分之後,國家可以用比較柔軟緩和的手段去處理犯罪問題,甚至可以讓犯罪人履行一點義務或負擔(比方說緩起訴處分內容中有向被害人道歉或者是參加社區勞動服務等規定),就可以不用被起訴,提早脫離刑事司法程序, 對於嫌疑人、被告以及須接受刑事制裁的人來說,等同於不用再受到國家強制力對於自身人權的干預。
3.可發揮特別預防效果。什麼叫做特別預防?簡單來講,就是要讓犯過罪的人,不要再重蹈覆轍的意思;就一般來看,為了預防犯罪而給予犯罪人刑罰的話,是會給犯罪人帶來不好的影響,比方說,犯罪人一進入到監獄之後,就變成受刑人,這樣一個被監獄所收容的紀錄是一個負面的標籤,會給一般大眾留下不好的印象,如此一來,會弱化犯罪人跟一般社會的連結,增加犯罪人出獄後回到一般社會的困難度,因此也有實證研究表示透過監獄收容所產生的負面標籤會增加犯罪人再犯罪的風險。另外,同樣地,犯罪人儘管最後的結果並沒有進入到監獄,但歷經起訴、審判等階段,也就是涉入刑事程序越多,對於犯罪人在社會上的評價更加不利;所以,透過轉向處分,不但可以避免犯罪者最後進入到監獄,還能在更早的階段就能離開刑事程序回到社會,對於防止犯罪人再犯罪是有幫助的。

    接下來,要說明轉向處分在運用上必須留意的問題點:
1.轉向處分在運用時,可能會有裁量權濫用的問題。比方說在運用緩起訴處分時,因為決定緩起訴的人是檢察官,而不是法官,再加上透過緩起訴處分給予嫌疑人的負擔或義務,在內容上未必十分明確,當然如果檢察官是站在嫌疑人未來方便更生的角度來決定負擔或義務的話,不明確的內容未必是壞事,因為能有彈性可以去調整成適合嫌疑人的負擔或義務內容;但,反過來說,如果檢察官是在要給嫌疑人一個教訓或者是拿嫌疑人來殺雞儆猴、警醒社會大眾的角度來決定負擔或義務的話,這樣不明確的內容就會產生裁量上的恣意決定或濫用的危險。
2.轉向處分在運用時,可能會帶給人判決不公或處罰過輕的印象。譬如,在起訴階段的轉向處分就是緩起訴處分,透過緩起訴可以讓犯罪人不會被起訴,當然之後的審判或入監服刑階段都不會再出現犯罪人的身影,這樣的結果會帶給被害人或一般大眾一個司法不公或觀感不佳的負面形象,進而影響到司法威信;因此,有鑒於此,我國有別於日本,在緩起訴處分的適用對象上有了限制,僅限於觸犯輕罪的嫌疑人(日本的話,檢察官的權限很大,那怕是觸犯重罪的嫌疑人也有可能可以緩起訴)還有檢察官可以針對被科以緩起訴的嫌疑人要求履行一些法定義務跟負擔(日本的緩起訴,則是沒有要求嫌疑人要履行負擔或義務),如果嫌疑人不履行的話,則是會被取消緩起訴,進入到起訴階段;基於以上理由,總之,我國的緩起訴處分是採附條件緩起訴的方式,對於被害人和一般社會大眾來說,比較不會去苛責檢察官的裁量是否過輕。另外,與緩起訴處分同樣的處理模式也出現在判決階段的緩刑(也是轉向處分),台灣有附條件緩刑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是參考附條件緩起訴而設置的,所以附條件緩刑的條件內容跟附條件緩起訴的條件內容是一致的,對於法官來說,同樣地透過宣判附條件緩刑可以擺脫處罰過輕的印象。
3.涉及違反權力分立的問題。緩刑因為是由握有司法裁量權的法官來決定,所以沒有爭議;但具爭議的是,還是在於緩起訴。因為檢察官(握有行政權的代表)可以在緩起訴處分中像是個法官(握有司法權的代表)一樣可以對於嫌疑人做出一個如同判決一般的處分,當然嫌疑人如果真的有犯罪事實的話,或許比較不會覺得自己的訴訟權(國民有接受司法審判或提起訴訟的基本權利)有被侵害,但如果是嫌疑人堅持自己是無罪的情形,因為害怕國家公權力(檢察官)的後續諸多干涉或壓力,極有可能在沒有透過司法審判階段就先行不再堅持自己的無罪,以換取緩起訴處分,這樣的結果等同於將司法審判架空,對於嫌疑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權利保障也有被侵害的疑慮。

  雖然轉向處分有存在以上3點問題,但卻不減轉向處分在運用上的魅力,歐美各國與日本運用得十分頻繁,其主要的理由無非是「只想透過監獄才可以讓犯罪人變好的思維」已經轉變,同時也不想只透過國家資源來考慮再犯防止的課題;所以,現在的轉向處分除了積極地被運用之外,同時在內容的設計上也有相當的轉變,比方說,轉向處分結合保護管束、轉向處分的部分內容交由民間資源來承擔,當然出發點都是站在「司法福祉」 這個觀點作出發;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以往比較著重在審判或執行階段對於犯罪者提供支援和協助,現在的重點已經逐步提前至偵查或起訴階段,例如在日本,已經進入到「入口支援與轉向處分的結合」這個討論,也就是行為人一但變成嫌疑人時,就表示已經取得進入刑事司法系統的入場券,這時就應該透過轉向處分讓行為人不要進入到刑事司法系統,並同時給予積極地輔導與監督,當然這是為了預防再犯所研擬的策略之一;不過,這個討論也有受到批評,有些學者認為嚴罰化或過度重視再犯預防的結果,會導致輔導的機能萎縮,監督機能加強,最終入口支援會變成國家只想在一開始的階段就介入並箝制行為人的工具而已。台灣的狀況目前還沒進入到比較深層的討論,制度面跟實務運作也還沒進入到社會福利系統的聲量大到可以跟刑事司法系統相較的地步,因此透過日本的例子可以提供給同學們一個學習上的參考。

1犯罪学リテラシー, 頁99-102,法律文化社, 2017年8月發行。
2簡單來說,就是刑事司法系統中結合民間社會福利資源,民間社會福利資源的特徵是對弱勢提供
支援和協助,因此將犯罪者視為社會中的弱勢,加以提供協助,可促使犯罪者順利回歸社會,減少犯罪問題;同時透過民間的共同參與也可以讓刑事司法系統不再承受過大的犯罪防制壓力及專擅獨斷自行去處理犯罪問題。近幾年的台灣有逐漸意識到司法福祉這個概念,但把犯罪者當成社會中的弱勢加以協助跟支援的這個想法還沒辦法在國人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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