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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居家電子監控作為羈押的代替措施
司法趨勢2019/07/31 超宏 人氣: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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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居家電子監控作為羈押的代替措施1

電子監控這個措施相信大家並不陌生,尤其是新聞上偶有某某性侵害假釋犯掙脫電子腳鐐逃脫……等,而電子腳鐐就是電子監控的其中一項措施,就學理上的定義來說,所謂的電子監控,指的就是利用機器設備來對於受監控者的行動自由進行掌握,在早期的話,只能定點使用監控設備,現在隨著科技發展,新型的監控設備可以進行遠距離監控,也就是受監控者不再被受限於定點,可以外出進行日常活動。至於居家電子監控,參照歐美的說法則是指本來應該要送進監獄進行短期監禁(又稱短期自由刑)的犯罪者,改採用指定在家進行電子監控,由保護觀察官(相當於我國的觀護人)來擔當監控犯罪者的角色,因此居家電子監控常常會搭配保護管束一同施行,通常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防止再犯的發生。

目前,我國在現行法制上已經有採用電子監控技術,不過受監控的對象並不是上面所提到的原本需要短期監禁的犯罪者,而是只侷限在性侵害犯罪的加害人,在緩刑或假釋期間由觀護人報請檢察官同意之後,就可以實施;姑且先不論這樣的實施成效如何,在這裡出現了幾個可以探討的疑問,比方說:除了性犯罪的犯罪者之外,是否要擴大適用對象?除了檢察官單一審核之外,是否還需要再增加一個階段的審核(由法官或行政機關或專業團體來參與審核)?等問題。關於剛剛所提到的疑問,剛好都可以與我們的主題產生連結,以下便是本稿的說明:

一、首先,我們必須要先定調的是,目前我國在居家電子監控的適用上是只有在緩刑或假釋期間的性侵害加害人,也就是運用的時點是在判決確定後,對象是已經成為明確的被告,且被告只能是性犯罪的加害人;因此,如果要在羈押時就採用本項措施,這代表著提前至判決確定之前即可適用,也就是偵查階段(犯嫌)和審判階段的(被告),皆可透過本項措施來取代拘禁於看守所,我想學過刑法或刑訴的大家應該多少會意識到還沒受到有罪判決確定的被告甚至都還沒進入審判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其權利上尊重和保護的強度跟密度勢必要比受到判決確定的被告來得更謹慎與周密,尤其是這種伴隨著強制性質(限制行動自由)的處分,針對此點,有學者提出若要在刑事司法流程的偵查或法庭審理階段就提前使用本項措施,應該可參照德國的作法,要事先取得犯嫌或被告的同意來作為對於公權力在行使本項措施上的限縮。

二、如果犯嫌或被告同意了接受居家監禁的電子監控,也就是不用被拘留於看守所而能維持在社會中進行日常活動的狀態,那可能會有人提出就直接把目前國內在採用的方式「直接擴大其適用對象」,其餘都原封不動的這樣一個想法;但這樣可能會出現剛剛最先所提到的電子監控本身這項措施性質不明(是單純進行監控就好,還是說有要再兼具其他的輔助功能?)以及權責機關的定位模糊(是要全交由行政機關還是要全交由司法機關還是說依接受監控的對象在當下的刑事處分狀態來決定?)等問題,因此,學者提出比較理想的範本如下:

(一)電子監控只能維持在最低限度的監控

我國目前的電子監控措施,因為不需要受監控者的同意即可進行監控,等同於受監控者的自身主體性完全消失,單方面交由國家片面決定,因此若與他國進行比較,性質上是側重純粹人身自由控管的治安防衛型。我們若把視野拉至國際標準來看,事實上,早在1990年關於犯罪者的處遇人權之國際會議所作出的決議(在東京舉辦,又稱為「東京規則」)已經明確指示:對於犯罪者實施社會內處遇2的措施3時,應該要取得當事人、也就是犯罪者的同意,同時在實施的過程中必須要人道且必須維持當事人的尊嚴跟人權(東京規則的3.4和3.6)等,也就是對於犯罪者作為一個人的主體性之重視;從東京規則來看,對於已經判刑的被告都得必須符合上述的標準來進行處遇,更何況是尚未判刑的被告和犯嫌?或許有人會問,為何要那麼注重犯罪者的個人主體性?在此,不說太深的學理,只要想想一個犯錯的孩子,若要讓他發自內心反省並改過的話,是要學校或家長A.用上對下強制的方式剝奪他所有的一切透過處罰來逼他說出反省改過的話還是說B.透過制度設計來讓他了解自身的責任,協助讓他面對自己所犯的錯,並發自內心願意去反省改過?因此,透過居家電子監控來取代羈押的方式,若要站在B.的想法來構想設計的話,更應該要去嚴格檢視國家公權力的介入程度和強制力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受監控者尚未受到有罪判決的確定作為基本的前提之下,制度設計上就會是除了先前所提到必須取得受監控者的同意,再來就是需避免國家透過電子監控來過度取得受監控者個人的生活資訊,當然受監控者還沒判決確定的關係,就要直接對犯罪者進行改善矯正的話尚嫌太早且恐有違無罪推定原則,所以電子監控宜維持在最低限度的監控,讓受監控者能在維持人格受到尊重的情形下進行日常生活活動即為己足。

(二)決定居家電子監控措施的機關

目前我國的現行作法是原則上是交由觀護人評估性侵害犯罪的加害人,如果透過評估後的結果,認為會出現性侵害加害人可能出現再犯或者是行蹤不明的預想情況,就交由觀護人聲請,再由檢察官來加以准駁。若之後要擴大運用來作為羈押的替代措施,那就要考慮是不是仍然交由觀護人來執行,決定准駁的機關是不是也是檢察官?就現實面來說,若我國的觀護體制仍維持現狀的話,觀護人其實已經長期面臨人力物力均缺的窘境,儘管只是維持最低限度的監控,能不能再增加他們業務上的工作量也是個問題,不過這是偏向技術層面的問題,增加觀護人員額或另設置支援人力或許可以解決;至於,決定准駁的機關交由誰比較妥適?透過德國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羈押、緩刑或假釋期間,若需要科予在犯罪者身上額外任何的強制處分措施的話,都是交由法官來決定,至於出獄釋放前的準備程序等跟監所有關的處遇作為,則是交由監所來決定,也就是針對監控對象的不同,而由不同的權責單位來決定;當然,有人可能會認為逮捕羈押是檢察官的權責,當然居家電子監控的決定交由檢察官較為妥適的這樣一個看法,可是,我們要知道,受監控者的身分仍是判決未確定的狀態,若交由一直戮力找出受監控者犯罪證據的檢察官進行准駁,會不會出現檢察官利用電子監控作為自己進行犯罪偵查手段的延伸,形成行政權上的濫用?

再者,如果是由檢察官來進行准駁的話,雖說檢察官的立場必須要客觀,但事實上很難想像檢察官會中立地進行判斷,恐造成未來積極使用居家電子監控,也就是說有些犯罪者可能還不到羈押的程度,但檢察官為了確保對方不脫逃,再加上犯嫌或被告有不需要拘留在看守所的好處,在積極使用的結果下,也成了居家電子監控的適用對象;因此,在未來居家電子監控這項措施的准駁交由法官來決定較為妥適。

以上的簡單論述,提供給考生們作一參考,這項制度的今後發展是值得加以關注。


1本文主要是參考國立政治大學許恆達教授的「德國電子監控法制發展及其對我國之啟示」這篇文章,許教授的文章向來非常具有可讀性,但同學們是考生的緣故,不須太鑽研學術部分,所以我幫同學們將許教授的文章作一簡單回顧,並加上我的一些輔助說法跟意見,讓同學們在準備考試時能方便掌握要點。
2補充一下:在監獄裡面對犯罪者進行矯正改善稱作行刑矯正或監所處遇,在日常社會裡面進行的話,稱之社會內處遇。
3電子監控的使用也被當成是一種可以協助犯罪者進行社會復歸的一種社會內處遇上的措施,當然功能就不會僅侷限在監控行動自由而已,就算是被定位偏重於監控,也因為監控的目的是為了要幫助犯罪者更生,是站在犯罪者的角度去設想,所以使用的方式跟限制會被嚴格要求,避免淪為國家只是用來作為治安維持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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