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競合論與行為數的認定: 以集合犯的成立為中心(上) - 國試論壇
犯罪競合論與行為數的認定: 以集合犯的成立為中心(上)
司法趨勢2019/08/29 韓昌軒 人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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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將從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71號刑事判決以及歷審裁判出發,探討實務與通說對於犯罪競合論體系定位、行為數認定標準以及集合犯成立要件的妥適性。在本文結構上,本文首先將會探討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71號刑事判決的案例事實以及歷審法院所表示的意見。再來,將會簡單的回顧通說對此一問題的看法。第三,本文將會討論黃榮堅教授對於通說意見的反駁。最後,提出本文看法。

二、本案事實與歷審見解

林清輝為廢棄物清運事業負責人,下轄有徐永耀、陳旺杰、陳世賢、陳志盛四名員工。林清輝於民國98年7月1日、98年7月11日、98年7月9日,分別與李忠益、陳櫻月、戴銘宏、廖本超等三間公司負責人聯繫接洽,以不同價格接受委託收受各該公司廢酸性蝕刻液、廢酸洗液等廢棄物,非法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並任意排放。準此,本案就犯罪競合論的爭點在於將來源不同的廢棄物為傾倒之行為是否該當一個集合犯,抑或應該論以三罪?(本案論罪條文主要是《刑法》第190條之1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1])

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訴字第1653號刑事判決

就此部分地院認為,先後接洽不同公司必然屬於不同的犯罪決意,不能論以一集合犯:

「另被告林清輝之辯護人雖主張林清輝就犯罪事實一(一)至(三)所犯,應論以集合犯一罪,然依前所述,被告林清輝受託為宏忠公司、豐洲化工公司、寶旺公司非法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接洽時間有先後之隔,其為該三家公司非法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犯意應屬截然可分,且其非法清除、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係分別自該三家所在位置不同之公司載運,難認就此三家公司非法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可成立集合犯一罪」

2.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上訴字第157號刑事判決

就此問題高等法院論述較詳,首先其先定義集合犯,再區別本案與最高法院104年度第次9次刑庭決議之案例事實,並認為本案是否可以將來源不同的三個犯罪事實論以一集合犯不無疑問。就此,法院除再強調集合犯之成立需要有「主觀上的單一犯意或概括決意」,不能論以一集合犯;亦增加地院所無的「社會侵害性事實歷程並非相同」此一客觀標準:「從而,縱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係經立法者預定有反覆實施之特性,而屬集合犯,然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單一或概括犯罪決意,而係先後萌生截然可分之犯罪意念,且所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等來源並非同一,而係明顯出自不同之地點,因其所為具有社會侵害性之事實歷程本非相同,縱然嗣後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行為之時間有所重疊,且任意傾倒、排放或處理廢棄物之地點相同,仍屬不同之社會事實,自難認此等先後萌生犯意,且非法清除、處理來源明顯不同而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行為,均可成立集合犯一罪。」

3.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71號刑事判決

就此,最高法院雖認為就犯意部分論述不詳,但仍維持原審見解:

「原判決關於犯意之論述雖稍嫌簡略,但不影響事實之認定與判決之本旨,林清輝、陳世賢、徐永耀上訴意旨謂原判決僅以廢棄物來源不同,認定其等應成立數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係就原審明白之論斷,徒憑已意任意指摘,顯非適法。」

4.結

由上可知,實務見解強調:

(1)集合犯須為單一行為決意下之同種反覆行為;

(2)行為數的判斷乃是以決意數為標準;

(3)高等法院另有「社會侵害性歷程」是否同一的標準來判斷集合犯成立與否。

三、通說見解

(一)犯罪競合論的體系位置

依據通說見解,所謂犯罪競合論(或稱罪數論)指的是行為人的犯罪事實究竟該成立一罪或數罪,在後者的情形又該如何予以處罰的問題[2]。故犯罪競合論不僅涉及犯罪成立—亦即就應論幾個罪名—的問題,亦涉及在宣告數個不同罪名時如何處罰的問題;亦即是一個橫跨犯罪論(罪名宣告)與刑罰論(刑罰決定)的領域[3]。

(二)犯罪競合論的基本內容

依通說見解,在決定如何處理犯罪的競合時,首應決定「行為數」的問題,亦即究竟是「行為單數」抑或是「行為複數」。依其屬於真正或不真正競合(亦即是否真正論以數罪名)可分為四類型:行為單數中的不真正競合(法條競合);行為單數中的真正競合(想像競合);行為複數中的不真正競合(與罰/不罰前後行為);行為複數中的真正競合(數罪併罰)。

所謂法條競合,指就行為人之行為形式上該當數罪名,但僅論以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行為,而將其他法條屏棄不用之謂,否則有違重複評價禁止原則,故其本質為單純一罪,無宣告數罪名時的刑罰競合問題。[4][5]所謂與罰前後行為,則指行為人之數行為該當不同罪名,但僅論以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本質上亦屬於單純一罪,無宣告數罪名的刑罰競合問題。[6]

由於本文主要關於行為數認定問題,故僅詳細介紹通說對此之見解。

通說認為行為單數可以包含以下幾種類型:

(1)自然意義下的一行為(單純行為單數)

行為人在一個意志下所為的一個舉動是自然意義下的一行為,例如:向他人開一槍。但其往往不是最終的刑法判斷,蓋其可能被論以法律意義下的一行為。

(2)法律意義下的一行為

就此,依據王皇玉教授的見解,法律意義的一行為可能包含「法規範層面的一行為」與「一般社會生活層面的一行為」二者。前者稱為「構成要件上的行為單數」,而後者稱為「自然的行為單數」[7],另外,亦有學者認為「自然的行為單數」是獨立的行為單數類型[8]。

a.構成要件上的行為單數

就構成要件的行為單數而言,王皇玉教授認為包含「多行為犯」、「繼續犯」、「接續犯」與「集合犯」。

由於集合犯涉及本案案例事實之爭點,應予詳述。通說基本上認為所謂集合犯乃是「基於同一犯罪決意,利用同一機會實施相同構成要件之數個特定犯罪行為,且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且具有法益侵害之同一性」。總結而言通說認為集合犯乃是(a).單一決意(b).同一機會(c).相同構成要件行為反覆實施(d).法益侵害同一性。

b.自然的行為單數

就自然的行為單數而言,王皇玉教授認為包含「出於單一決意而為同種類之數個自然意義下的行為」(基本上就是接續犯)與「出於單一決意而為不同種類之數個自然意義下的行為」。前者如同對某人持續毆打多下;後者如為了殺人而闖進住宅,應成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


[1]另本案亦涉及刑法與廢棄物清理法之保護法益是否相同,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想像競合成立與否之問題,受限於篇幅於茲不贅。
[2]王皇玉,《刑法總則》,二版,頁529。
[3]吳耀宗,〈刑法罪數論與競和論之判斷標準之辨證〉,軍法專刊,2012年12月,第58卷第1期。
[4]王皇玉,同(註)2,頁555。
[5]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四版,頁893。
[6]王皇玉,同(註)2,頁577。黃榮堅,同(註)4,頁884。
[7]同(註)2,頁533-539。
[8]同(註)3,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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